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以“声训”诠释经典的旧典范，与儒家对语言的态度有其深刻之关系。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3》及《论语·阳货·17》）[42]，告诫弟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14》）[43]，要求子贡（520~？BCE）“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13》）[44]，认为“古者言之不出”，乃是因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22》）[45]。因为孔子深刻认知“言”与“行”之间的落差，“巧言”之结果必是“乱德”（《论语·卫灵公·26》）[46]。所以，他告诫弟子“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21》）[47]，他观察别人时“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9》）[48]，因为孔子认知“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3》）[49]。从孔子对语言与行为的相应性的重视，我们可以推知：孔子不仅注重语言的“言内之意”，更注重语言的“言外之意”，及其所引起相应行为的“言后之意”。我在此所说的语言的这三个层次，略近于当代语言哲学家索尔（John R. Searle，1932~）所说的locutionary、illocutionary以及perlocutionary的言语内涵。[50]孔子特别注重的是“以言行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子贡所谓“驷不及舌”[51]，就是指语言具有行事之作用，故必须慎言。
[42]《论语·学而·3》，朱熹：《论语集注》，卷1，收入《四书章句集注》，页62；《论语集注》，卷9，《四书章句集注》，第252页。
[43][44][45]《朱熹：《论语集注》，卷1，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68页，第75页，第99页。
[46]朱熹：《论语集注》，卷8，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233页。
[47]朱熹：《论语集注》，卷7，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214页。
[48]朱熹：《论语集注》，卷3，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105页。
[49]朱熹：《论语集注》，卷6，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183页。
[50]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以及John R. Searle,“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 in K. Gunderson ed., Language, Mind, and Knowledg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75), pp.344-369。
[51]《论语·颜渊·8》，子贡曾答棘子成曰：“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见朱熹：《论语集注》，卷6，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186页）；[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曾有“出言自口，骥騄不追”一语，[唐]李善：《文选注》注云：“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今已成惯用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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