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王阳明以“心即理”的理论，彻底翻转了朱子所建立以“性即理”为基础的解经典范，完成了从“理”学到“心学”的典范大转移，这是荒木见悟（1917~2017）先生所谓晚明“新四书学”[85]的一大重要趋势。在这种“心”学昂扬的新趋势中，明末文人张岱（1597~1685?）说：“余幼尊大父教，不读朱注”[86]。黄宗羲（梨洲，1610~1695）写《孟子师说》，在序中也感叹：“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87]。阳明学大兴之后，朱子学的诠释典范已经被取代。
以上说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诠释的理论基础的大转变，当然并不是说东亚儒家史上只有这两次经典诠释理论基础的转折。事实上，17世纪以降东亚各国“气”论的兴起及其流衍，并主导经典解释的方向，就可以被视为“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88]，也可以视为经典诠释典范的第三次大翻转。因杨儒宾先生已有专书申论东亚近世的“气”学，本文为节省篇幅，就不再重复，仅以前二次转变作为理论探讨的重点。
[85]参考荒木见悟：《明代思想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儒教と佛教の交流》，創文社，1972，第300～304页。
[86][明]张岱：《自序》，《四书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87][明]黄宗羲：《孟子师说》，收入《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册，第48页。
[88]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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