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第二，不论是“历史的经典性”或是“文化的经典性”，儒家传统中的经典都是在现实上具有可实践性，或可作为政治上的“安民之道”，如德川日本古文辞学派儒者荻生徂徕（物茂卿，1666~1728）说：“先王之道在《诗》《书》《礼》《乐》”[25]，以经典为致太平之书；或如18世纪朝鲜儒者丁茶山（1762~1836）所说：“真儒之学，本欲治国安民，攘夷狄裕财用，能文能武，无所不当。”[26]或可以作为社会生活之规范，如伊藤仁斋解释《论语》，强调经典中之“道”意义在于“俗即是道，外俗更无所谓‘道’者”[27]。或可提供人之生命的超越性根据，如《庄子·天运》以《易》为《六经》之一[28]，太史公司马迁（子长，145~86BCE）论《六经》以《易》为首出[29]，均有见于《易》“在‘人道’之上别重‘天道’”[30]，赋予人之存在以宇宙论的意义。儒家经典之具有“可实践性”这项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之内决定了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之学深具“实践诠释学”（praxis hermeneutics）特质。所谓东亚儒家经典的“实践诠释学”之“实”字兼摄二义：第一，是在是非对错意义下的真实无伪；第二，是德行正邪意义下的真诚不妄。前者属于知识范畴，后者属于道德范畴。但是，儒家经典“实践诠释学”就前者而言，致力于转识成智；就后者而言，归本于摄智归仁。班固（孟坚，32~92BCE）云：“《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31]但是，在儒家“实践诠释学”之中，“知”与“信”（或仁）融合为一，“知识”与“德行”不可分割，而且是为“德行”而“知识”，不是为“知识”而“知识”，“知识”不是一种“游戏”（game）。
第三，不论是“历史的经典性”或是“文化的经典性”意义下的儒家经典之数量与内涵，均非固定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增益其范围，更新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中的“经典性”实有其“流动性”（fluidity）[32]，而“经典性”的“流动性”之形成与发展，则与新的经典诠释典范之出现及其转移有其深刻之关系，所以，我们接着析论经典诠释典范之转移。
[25][日]荻生徂徕：《辨名》，收入《日本伦理汇编》，第6册，古学派部（下），第106页。
[26]丁茶山：《俗儒论》，收入《定本与犹堂全书》，茶山学术文化财团，2012年，第2册，《文集》，卷12，第340页。
[27][日]伊藤仁斋：《论语古义》，第130页。
[28]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册，第445页。
[29][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30]陈昭瑛：《先秦儒家与经典诠释问题》，收入氏著：《儒家美学与经典诠释》，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第1～20页，特别是第8页。
[3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卷30，《艺文志》，第1723页。
[32]关于儒家经典的“流动性”之探讨，可参考On-cho Ng and Kai-wing Chow,“Introduction: Fluidity of the Confucian Canon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Kai-wing Chow, On-cho Ng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 Texts, and Hermeneu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p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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