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16世纪初，明武宗（在位于1506~1521）正德15（1520）年6月，时年49岁的王守仁（阳明，1472~1529）在正德14年（1519）年平定宁王朱宸濠（？~1521）之乱之后，在江西泰和接到朱子学者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的书函，阳明先生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有以下这一段话：
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1]
阳明先生答书中的这一段话，是他经历贵州龙场3年（1507~1510）居夷处困，从“百死千难”中悟“致良知”[2]之教，决定走自己的思想道路，告别朱子（晦庵，1130~1200）的一段心路历程的表白。从此之后，阳明常起而批判朱子的“旧说”[3]。阳明致罗整庵信中的这一段话，激发我们思考许多问题，例如：奉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的王阳明，自称“仆于晦庵亦有罔及之恩”[4]的王阳明，为什么“不得已”而必须与朱子“背驰”？阳明所说“道”与“学”之公共性如何证成？告别朱子之后的王阳明采取何种策略以重新诠释孔孟经典？阳明的新诠释建立在什么理论基础之上？我们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就会触及儒家传统中所谓“经典性”（canonicity）的定义及其移动，以及对经典进行诠释的不同诠释典范之间的冲撞、协商及其转移等现象。
本文为了探讨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经典性”及其移动，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将从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1）在东亚儒家传统中“经典性”有哪些类别？“经典性”为何移动？（2）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转移如何可能？本文第二节先分析东亚儒家传统中“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等两种“经典性”及其共同特质。第三节探讨东亚儒家经典的诠释典范之建立及其两大划时代的转变，第四节并分析其诠释策略与实践。第五节提出结论。
[1][明]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收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76条，第253页。
[2][明]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第10条，收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396页。陈立胜认为阳明在正德15年前后正式提出致良知工夫，其说甚是。参看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02页。
[3]例如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批评顾东桥来书所说：“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这一段话系“似是而非。盖承沿旧说之弊。”见[明]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收入《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73页。阳明所谓“旧说”，指朱子之学说而言。陈荣捷先生云：“《年谱》系此书于嘉靖四年（1525）九月，是年阳明在越，九月归余姚省墓。《年谱》系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于嘉靖三年（1524），尚在此书之前一年。何以能采录此书？故两者必有一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64页。）
[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册，卷21，外集三，第8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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