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二、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类别及其移动
东亚各国儒家学者虽然所处时空环境不同，哲学立场互异，人自为说，家自为书，但他们都优入圣域，尊崇经典，习于从经典出发思考。我们可以说，东亚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植根于历代儒者接受经典的召唤，起而对经典提出多元多样的诠释，使经典不再是束诸高阁的高文典册，而在异时异域展现丰沛的生命力，经由解释世界而改变世界。经典中的思想世界，对异代异域的阅读者而言，虽然可能因为陌生感而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异乡，但是如就经典所开显的真理观之，经典的世界却又因为对异代知音的阅读者具有无法抵御的“亲切”[5]感，而成为阅读者精神的原乡，激发阅读者像生于山涧小溪而成长于太平洋的鲑鱼一样，拼搏其生命力，逆流回归他们原生的故乡，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顿。
但是，在东亚儒学史上所谓“经典”之范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不断扩张。“经”之原义指“织”或“法”，钱基博（1887~1957）先生云：
《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也”，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雷震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灋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灋，常所守以为灋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此经之义也。[6]
钱先生之说极是。至于“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广雅》：“经，[……]常也。”[7]《尔雅义疏》：“经者，理也。”[8]《广雅》：“经，径也。”[9]《释名》：“径，经也，言人之所经由也。”[10]均以“经”指人之日用常行之道。
“经”之范围与时俱进。春秋时代（722~464BCE）以《诗》《书》《易》《礼》《乐》为经典，《左传·僖公27年》：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1]战国时代（463~222BCE）已见《六经》之名，《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12]《六经》之名已经确立。《庄子·天下》又进一步阐明“六经”之思想内涵：“《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13]汉代以降，《五经》之名为儒者所常言，至宋代则经典范围大幅扩张，钱基博先生云：“至宋儒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而《十三经》之名始立。”[14]自宋以后《十三经》已经成为经典范围之共识。
[5]朱子屡次告诫弟子，读书“要体会亲切”，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性理二·性情心义等名义》，收入《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册，第225页。“亲切”一语是朱子读书法的关键词，另详拙文《“亲切”：朱子读书法的一个关键词》（未刊论文）。
[6][14]钱基博：《经学通志》，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第2～3页。
[7][8][9][10]《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疏四种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48页，第106页，第482页，第1020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源流出版社，1982年，上册，第445页。《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疏四种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48页，第106页，第482页，第1020页。
[12][13][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册，卷5下，第531页；第4册，卷10下，第1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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