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五、结论
根据本文的探讨，我想提出以下四项看法，作为本文的结论：
第一，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可以大别为“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但两种“经典性”都深深浸润在深邃的“时间性”之中，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09]，中朝日各国儒者“言必称尧舜”[110]，对“三代”的黄金古代不胜其向往之情，儒家经典也呈现鲜明的“崇古论”色彩。但是，儒家的“经典性”，却又同时诉诸人“心之所同然者”[111]，遥契于人心之普同性，对异时异域的阅读者，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心灵的召唤，使他们兴起心志，诠释经典，终于成为经典中的圣人之异代知音与未面心友。
第二，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增益其内容，扩大其范围，因此，具有“流动性”。经典的诠释者是在变动的时空之中，出新解于旧籍，赋经典以新意，并拓展经典的思想空间，使后人吟诵、涵泳浃洽、安居于其间，从而优入圣域，超凡入圣。
第三，东亚儒家“经典性”之变化，固然与时代背景与社会氛围有关，但是，最重要的仍是由于后代解经者提出的新诠释典范，并启动典范之转移。中国儒家经典诠释第一次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出现在从先秦汉唐的“声训”解经典范，向南宋陈淳所启动的“字义”典范的转变。陈淳的《北溪字义》引发了德川日本儒者大量的“字义学”著作，影响巨大而深远。第二次典范转移，出现在从朱子的“理”学解经典范，向王阳明以降“心”学解经典范的转移。
第四，新诠释典范的建立常从经典的关键字如“道”或“仁”的新解切入，对经典提出的新解释环环相扣，前后呼应，自成体系，深具融贯性，也因为获得原典之印可，更激起读者的“心解”，所以极具说服力，因而完成解经典范之转移，使经典之诠释旋乾转坤、舆图换搞，并为经典之内涵别开生面，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使经典成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思想传统。
[109]《中庸·30》，朱熹：《中庸章句》，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50页。
[110]《孟子·滕文公上·1》，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351页。
[111]《孟子·告子上·7》，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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