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四、诠释策略及其实践
现在，我们转而析论在经典诠释典范旋乾转坤之际，新典范所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及其实践。
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观之，最常见的诠释策略至少有以下两种：（1）建立“正统”（orthodoxy）以驳斥“异端”（heterodoxy）：如韩愈（字退之，768~824）撰《原道》[89]建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统”，以批驳佛老之为“异端”；如朱子之建立道统观，均为此种类型之诠释策略。（2）从“部分”以论“全体”：此种类型之诠释策略，均由经典之关键字词（keywords）切入，出新解于陈篇，从而使旧典范为之舆图换稿，并推陈出新，开创新典范。以上第一种诠释策略，系世界文化史之普世现象，习见于中国儒家传统、犹太基督宗教传统、伊斯兰文化传统等，JohnB. Henderson已从比较思想史视野做精审之研究[90]。狄培理（W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曾指出：宋明新儒家“心学”之“正统”，不仅是一套道德规范、一套哲学系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心灵态度、人格型态与精神理想[91]。狄培理也将明清时代帝制中国与东亚新儒家“正统”分为四种类型：（1）国家的正统；（2）官员的正统；（3）哲学的正统；（4）正统之意识，并就程朱“心学”的“正统”观之建立，做过详细讨论[92]，所以，我在本文就不再重述。第二种诠释策略则具有东亚儒学之特色，所以我们接着聚焦分析第二种诠释策略。
上文曾指出，陈淳《北溪字义》开启从“声训”向“字义”诠释典范的转移，自16世纪林罗山以降诸多日本儒者的字义学著作，各门字义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道”字，其次是“仁”与“礼”。我想以最能体现经典诠释者的诠释策略的“道”这个关键字为例，进一步加以分析。
[89][唐]韩愈：《原道》，收入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华书局（香港），1972年，第一卷，第7～11页。
[90]John B. Henders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91]W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p.240。
[92]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此书共3篇，分论蒙元时代儒家“正统”之兴起、新儒家的“心学”以及德川日本儒家“心学”与正统观。该书《序》中曾有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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