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一）儒家的两种“经典性”
在中国儒学史上的经典范围随着时间而扩大的过程中，开显出两种意义的“经典性”。第一种意义的“经典性”指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夏、商、周等所谓“三代”）所出现的伟大作品。这个意义下的“经典性”指“三代”所实施过的典章制度。钱基博先生说：“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14]这种意义下的经典，乃是“三代”文化鼎盛之时，政教行事实践之纪录。自孔孟以降，历代儒者或政治家，常常透过美化“三代”以批导现实政治与社会，从“过去曾如此”提出“未来应如何”之蓝图，展现强烈的“反事实性的”（counter-factual）思维习惯[15]。这种思维习惯，也见于日韩两地儒者，他们以“三代”与“尧舜”典范为基础，建构具有儒家特色的“崇古论”。作为“三代”典章制度实践记录的经典，可以《尚书》为代表。《尚书》记载“三代”特别是西周创建之初的典、谟、制、诰等重要历史文献。这类经典所呈现的是“历史的经典性”（chronological canonicity）。这种意义下的“经典性”具有深厚的“时间性”（temporality），并与具有“时间性”历史经验（例如“三代”）合而为一。
但是，问题是：经典之所以取得“经典性”，正是在于它具有“超时间性”（supra- temporality），经典中的义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一项“经典性”之特质，植根于中国历史思维之特性在于从“时间性”中，提炼具有“超时间性”之道德命题。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哲合一[16]，中国思想家常通过历史叙述而进行哲学论证[17]。因此，“历史的经典性”如何可以克服“时间性”的桎梏，而获得“超时间性”，就成为“历史的经典性”必须面对的问题。
[14]钱基博：《经学通志》，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第8页。
[15]我曾讨论这个问题，见Chun-chieh Huang,“Historical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Historica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in Chun-chieh Huang and Erik Zü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 J. Brill,1995), pp.72-88.
[16]参考黄俊杰：《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1章，第31～54页；Chun-chieh Huang,“‘Time’ and‘Super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hun-chieh Huang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6), pp.19-44.
[17]Chun-chieh Huang,“Historical Discour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Historiography as Philosophy,” in Chun-chieh Huang and Jörn Rüsen eds.,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iscussion (Gö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5), pp.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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