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二）两种“经典性”的共同特质
以上所说儒家两种类型的“经典性”，类似于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区分的“古典型”与“规范型”的“经典性”。加达默尔说：
经典的古代（klassischen Altertum）概念和古典型（klassische）概念，如其自德国古典主义时代以来首先支配着教育学思想那样，自身结合着规范性方面和历史性方面。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同时应当造就成熟的和完美的人的形象（Herausgestaltung）。在这概念的规范性意义和历史性意义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Vermittlung），我们可以追溯到赫尔德。[23]
又说：
“古典型”概念中（这完全符合古代和现代对于该词的用法）首先存在的是规范性的意义。但是，这种规范通过回顾与某种实现和表现它的一度曾有的过去整体相关联而言，这种规范总是已经包含了某种历史地表现它的时代声调。[24]
加达默尔指陈“古典型”与“规范型”的“经典性”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这一项特质正是儒家两种类型的“经典性”之第一项重大特质：经典的“历史性”（或“历史的经典性”）与经典的“规范性”（或“文化的经典性”）之间有其互相渗透性。儒家诸多经典中所呈现的“规范性”（normativity），正是在具有“时间性”的古圣先贤行谊之中，才能被经典阅读者所体知、体现、体验。
[23][24][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洪汉鼎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376页，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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