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演进逻辑、法律性质及中国的立场
作者：堵一楠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21世纪全球人权领域的重要议题，“保护的责任”在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利比亚危机后，“保护的责任”在言辞和行动的层面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处境。有鉴于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困境，“保护的责任”得以产生，并取得了观念竞争的胜利。根据国际法的渊源理论，将“保护的责任”称为一项框架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其并非全无规范性内容。“保护的责任”可以从“国家的首要责任”和“国际社会的补充责任”两个角度加以透视，前者是“保护的责任”法律性质的主要体现，而后者正是导致其陷入制度化僵局的原因。重新协调“三大支柱”的关系是可能的突破路径之一。为了实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谨慎接受“保护的责任”话语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干预理念的建构，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主张。
正如埃文斯（Gareth Evans）所指出的，集体安全体制的有效，同时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干预行为在正当性（legitimate）和合法性（legality）双重维度的认可。[77]过去，有关人道主义干预的辩论主要围绕意图、授权、手段与后果四个方面展开。[78]“保护的责任”的倡导者从义务的角度为“主权”重新构建了地基，并通过联合国的多边体制，最大限度地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意图正当与授权合法；对此，心存疑虑的国家只得退而针对“如何进行保护”的问题，突出干预行动在手段与结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保护过程中的责任”、“负责任的保护”等替代框架。[79]在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今天，任何政府首先考虑的义务，是对本国人民的承诺。“保护的责任”并不会使这一认知发生实质性变化。[80]因此，“保护的责任”的履行面临着不可控的道德风险，贸然付诸实践使之极易背离最初的愿望。2018年末，科斯肯涅米（MarttiKoskenniemi）在海牙接受采访时提醒人们：正义的生活仍然需要在国家一类更小的共同体之内创造。[81]
[77]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 p.139.
[78]陈拯：《框定竞争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
[79]General Assembly Sixty-sixth Session, Annex to the letter dated9 November2011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Brazil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66/551–S/2011/701)；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80]Tomasz A. Lewandowski,“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Balanc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rough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1,2017.
[81]“Interview: Martti Koskenniemi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se of the Far-Right”, <http:// opiniojuris.org/2018/12/10/interview-martti-koskenniemi-on-international-law-and-the-rise-of-the-far-right/>，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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