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演进逻辑、法律性质及中国的立场
作者：堵一楠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21世纪全球人权领域的重要议题，“保护的责任”在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利比亚危机后，“保护的责任”在言辞和行动的层面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处境。有鉴于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困境，“保护的责任”得以产生，并取得了观念竞争的胜利。根据国际法的渊源理论，将“保护的责任”称为一项框架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其并非全无规范性内容。“保护的责任”可以从“国家的首要责任”和“国际社会的补充责任”两个角度加以透视，前者是“保护的责任”法律性质的主要体现，而后者正是导致其陷入制度化僵局的原因。重新协调“三大支柱”的关系是可能的突破路径之一。为了实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谨慎接受“保护的责任”话语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干预理念的建构，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主张。
然而，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危机成为了“保护的责任”发展的转折点。安理会在第1970号决议中明确引用“保护的责任”[8]，后又通过第1973号决议授权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9]。此次实践的过程和后果都引起了极大争议—北约据此展开的军事行动直接造成了利比亚的政权更迭，导致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的审议上陷入了僵局。从此，“保护的责任”开始在言辞和行动的维度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向：
首先，“保护的责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上升趋势并未因此被颠覆，反而可以说已经完全收获了观念竞争的胜利。2015年9月，在联大为“保护的责任”举行的互动对话中，来自89个国家的代表以压倒性多数向“三大支柱”基本框架的有效性表示了支持。[10]国际社会已不再争论“保护的责任”存在与否，而是开始关注其具体的落实过程。这与“人道主义干预”在过去受到的普遍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保护的责任”的实施却迟迟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一反差在安理会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截至2019年4月1日，为了应对马里、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等地的情势，安理会已经在多达81项决议中直接提及了“保护的责任”，而其中只有4次出现在利比亚危机发生之前。但是，后来决议的相关内容几乎完全以第一支柱为主，更未再授权任何的武力干预。[11]可见，对于“保护的责任”在整体意义上的实施，安理会抱有的支持立场无疑是有限的。“保护的责任”目前的处境正表明了建立普遍性人权机制的复杂与艰难。下面，本文将通过考察“保护的责任”的演化动因，探讨国际社会为何在话语层面拒绝“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却接受“保护的责任”的缘由。
[8]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6491st meeting on26 February2011 (S/RES/1970), p.2.
[9]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6498th meeting on17 March2011(S/RES/1973), p.3.
[10]Summary of the Seventh Informal InteractiveDialogue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08 September2015.
[11]R2P References in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Presidential Statements”,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01 Apri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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