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演进逻辑、法律性质及中国的立场
作者：堵一楠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21世纪全球人权领域的重要议题，“保护的责任”在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利比亚危机后，“保护的责任”在言辞和行动的层面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处境。有鉴于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困境，“保护的责任”得以产生，并取得了观念竞争的胜利。根据国际法的渊源理论，将“保护的责任”称为一项框架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其并非全无规范性内容。“保护的责任”可以从“国家的首要责任”和“国际社会的补充责任”两个角度加以透视，前者是“保护的责任”法律性质的主要体现，而后者正是导致其陷入制度化僵局的原因。重新协调“三大支柱”的关系是可能的突破路径之一。为了实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谨慎接受“保护的责任”话语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干预理念的建构，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主张。
然而，国际人权法的上空，却始终盘旋着霸权的阴影。东欧剧变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公民认同（civic identity）成为了美国主导下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其强大的观念力量（the power of ideas），甚至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意识。[19]文森特（R. J. Vincent）指出：人权改变了过去“国家主权的国内正当性与国际正当性无关”的观点。如果一国的政府未能向其公民提供基本权利，则构成被视为非正当（illegitimate）的理由。[20]在此背景下，人道主义干预成为了西方世界单方面推行其“文明标准”的重要途径。[21]由此，在以下两个方面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社会的基础性事实：首先，传统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在思想渊源上，直接发端于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和贝塔蒂（Mario Bettati）于1987年提出的“干预的权利”（right to intervene）主张。[22]据此，保护人权的道德被视作是先验的（a prior），并进而产生了更为强有力的要求：向国际法诉诸一种权利的承认。这一逻辑在本质上仅仅是单向的，目标国的主权在其中只处于从属的客体地位。其次，传统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从未为自身设定包括主体、条件、方式等必要的规范性内容。在实践中，这导致了人道主义干预往往异化为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在理论上，则使得任何通过“人权”对国家概念进行普遍化的主张，必然体现为将己方的政治想象强加给其他历史传统，结果只能是对各国的政府形式进行善/恶的划分。因此，作为控制和偏见的代名词，“人道主义干预”理念最终止步于一项政治修辞。
然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规范对国家的人权保护加以评价的现实，亟待理论作出回应：于是，“主权作为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23]的思想应运而生，成为了今日“保护的责任”的雏形。在联合国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概念正不断丰富和清晰。为了弥合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尖锐对立，从而尽可能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保护的责任”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进行了修正：
[19]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5~348页。
[20]R. J.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127.
[21]R. J.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127.
[22]Mario Bettati & Bernard Kouchner (eds.), Le devoir d’ingérence, Paris: Denoël,1987, p.300.
[23]Francis M. Deng, Protecting the Dispossessed: A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3,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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