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演进逻辑、法律性质及中国的立场
作者：堵一楠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21世纪全球人权领域的重要议题，“保护的责任”在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利比亚危机后，“保护的责任”在言辞和行动的层面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处境。有鉴于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困境，“保护的责任”得以产生，并取得了观念竞争的胜利。根据国际法的渊源理论，将“保护的责任”称为一项框架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其并非全无规范性内容。“保护的责任”可以从“国家的首要责任”和“国际社会的补充责任”两个角度加以透视，前者是“保护的责任”法律性质的主要体现，而后者正是导致其陷入制度化僵局的原因。重新协调“三大支柱”的关系是可能的突破路径之一。为了实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谨慎接受“保护的责任”话语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干预理念的建构，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主张。
通过上述变化，“保护的责任”收获了人道主义干预未能取得的成功：首先，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了这一正当性话语的存在；不仅于此，从由非政府组织提出，再到被联大和安理会频繁援引，“保护的责任”一直行进在从概念到规则的制度化道路上，所朝向的最终目标，是融入甚至变革现行的国际法体系。早在2004年，“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A More Secure World）报告已经表示，希望“保护的责任”成为一项“新兴的规范”（emerging norm）。[29]“保护的责任”是在人道主义干预无法获得认可的情况下而形成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20世纪以来国际法人本化现象的逻辑必然和重要反映。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道主义干预的延续，“保护的责任”与前者分享着共同的普世性道德观念：人权不再仅仅是一个和主权相对应的、或是从外在限制主权的概念，而是构成了主权正当性的内部基础。[30]在人类文明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主权的解释进路当然不应如此片面。但必须承认，当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西方的秩序想象为原型而展开的，人权作为主流价值依旧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趋势。对此，有学者指出，在联合国仍然无法以人道名义超越国家利益的历史时刻，“保护的责任”却已经进入了国际规范的万神殿（Pan-theon）。[31]这固然有其夸大之处，但面对救助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国际法困境，各国难以对人道主义干预之必要性一概加以否定也是客观的事实。下面，本文将从国际法渊源的角度，对“保护的责任”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
[29]UN General Assembly, 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A/59/565),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p.57, para.202.
[30]陈一峰：《后冷战时代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西方新于涉主义理论及其批判》，《中国国际法年刊2011》，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31]Mark B. Taylor,“Humanitarianism or Counter-Insurgency? R2P at the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Journal,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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