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作者：单世联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不但有效地配合了20世纪初的“非宗教运动”，也有力地提升了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且与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等文化行动直接相通。作为一项现代规划，“以美育代宗教”蕴含着价值分化、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三个原则，而其成立与否关系到对宗教在中西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宗教与道德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判断。蔡元培的现代立场、道德关切和民族情怀表达了自觉的现代诉求，也忽视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及其顽强生命力。在主流知识分子的集体参与下，此项规划塑造了现代文化对宗教的冷漠心态，其影响至深且远。
比较而言，以艺术代替宗教的超验信仰，是把艺术宗教（超验）化，以艺术为目的。以艺术代替宗教的道德功能，是把艺术道德化（世俗化），以艺术为手段。严格地说，前者是“艺术像宗教”，后者才是“艺术代宗教”。关于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康德所论并不清晰。一方面，康德美学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也即审美独立、艺术自律论最为著名，但从其哲学/美学体系来看，康德美学并不只是审美独立论和艺术自律论，“无目的的合目的”才是其美学的中心。审美与知识、伦理以及一切实用考虑无关，它自身就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哲学系统中，美学的功能在于从自然向自由、从纯粹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过渡；在《判断力批判》中，从“美的分析”经“崇高的分析”到“先验演绎”，目的概念、理性内容的成份越来越明确。通过步步逼近的论述，美学服务于先验人学。[50]批评史专家韦勒克评论说：“以界定审美范围为起点的一门美学，逐步成为为艺术提供最大胆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根据。”[51]而鲍桑葵则指出：“在康德的著作中，还有道德主义的痕迹，因为由于一种主观论的结果，他认为美的永久价值应当归功于它表现了道德观念与道德秩序。”[52]
在并不严格对应的意义上，现代中国也有这两种美育理论，王国维属于第一种，比较接近德国浪漫派；而蔡元培则主要属于第二种，可以与马修·阿诺德、雪莱对话。
王国维曾提出过“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的观点，在他对叔本华的评述和延伸中，宗教之为宗教，必有出世追求和终极关怀：“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祖先一时之误谬。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暝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53]人生本无合理性，而叔本华提出的解脱出世又不能见之于实行，“其说‘灭绝’也，非真欲灭绝也，不满足于今日世界而已”。[54]退而求其次，审美成为宗教的代替品，审美境界即宗教境界：“夫以人生之忧患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55]人性本“欲”，无“欲”则“灭”。艺术启示了无“欲”无“苦”的“寂灭”境界。王国维对艺术境界的描述与德国浪漫派的叙述极为相似，艺术境界在此是一种超验的境界，超然物外，最终解脱出世。
[50][德]康德：《判断力批判》（1887），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51][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1955），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06页。
[52][英]鲍桑葵：《美学史》（1892），张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5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年7月），《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441页。
[54]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1904年11月），《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77～478页。
[55]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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