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作者：单世联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不但有效地配合了20世纪初的“非宗教运动”，也有力地提升了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且与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等文化行动直接相通。作为一项现代规划，“以美育代宗教”蕴含着价值分化、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三个原则，而其成立与否关系到对宗教在中西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宗教与道德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判断。蔡元培的现代立场、道德关切和民族情怀表达了自觉的现代诉求，也忽视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及其顽强生命力。在主流知识分子的集体参与下，此项规划塑造了现代文化对宗教的冷漠心态，其影响至深且远。
第三，现代中国不需要宗教。
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近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行“中体西用”论。此论以为，中国在技术、器械上不如西方，但中国的文教道德，如果不是优越于西方的话，至少也是自有所长，不可放弃。但贺麟认为：“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而在物质文明的背后，有很深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不但物质文明不如人家，我们的精神文明亦还是不及人家。而这精神文明里面，尤其是那支配人思想、意志、情感、生活的宗教，更值得我们注意。”[79]这是因为儒家的理学、诗教、礼教都可约归为伦理道德这一核心，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现代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孤立狭隘，即以道德为孤立自足的，不但认定道德与知识、艺术是冲突的，而且以德治反法治。二是枯燥迂拘，违反人性。三是因袭传统，束缚个性。四是偏消极的善而忽视了积极的求共善。社会在变，中国文化在与西洋文化有了亲密的接触，道德也在由孤立狭隘而趋广博深厚，由枯燥迂拘而趋于发展人性、活泼有生趣，由因袭传统、束缚个性而趋于自由解放、发展个性，由洁身自好的消极的独善而趋于积极的社会化平民化的共善。[80]要走出这个困境，吸收基督教是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这就是“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比如儒家之“仁”，不但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天地万物之心、之性的“仁体”，而且“从宗教的观点看，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诚。《约翰福音》有‘上帝即是爱’之语，质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养，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无上的爱为上帝的本性。足见仁之富于宗教意义，是可以从宗教方面大加发挥的”。再如“诚”，既是哲学意义上的实理、实体、实在或本体，艺术意义上的“思无邪”，同时也是儒家思想中最富于宗教意义的字眼，“诚即是宗教上的信仰。所谓至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诚不仅可以感动人，而且可以感动物，可以祀神，乃至贯通天人物的宗教精神”，所以同样可以作宗教上的发挥。儒家的宗教化就是“从宗教的精诚信仰中去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与力量，由知而人进而知天，由希贤、希圣进而希天，亦即是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81]
[79]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1947年2月），《文化与人生》，第304～305页。
[80]参见贺麟：《新道德的动向》（1938年5月），《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5～360页。
[81]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文化与人生》，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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