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作者：单世联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不但有效地配合了20世纪初的“非宗教运动”，也有力地提升了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且与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等文化行动直接相通。作为一项现代规划，“以美育代宗教”蕴含着价值分化、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三个原则，而其成立与否关系到对宗教在中西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宗教与道德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判断。蔡元培的现代立场、道德关切和民族情怀表达了自觉的现代诉求，也忽视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及其顽强生命力。在主流知识分子的集体参与下，此项规划塑造了现代文化对宗教的冷漠心态，其影响至深且远。
其次，以基督教为标准认定中国“无宗教”。
蔡元培参与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在世界上比较起来是一片净土，算无宗教之国。无奈数十年来基督教等一天一天的向中国注射传染。”[75]在随后的演说中，蔡元培说得稍微缓和一些：“中国自来在历史上便与宗教没有甚么深切的关系，也未尝感非有宗教不可的必要。”[76]两说略有差异，但都不认为中国有宗教。如此，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既不符合西方的现代趋势，更与中国传统相悖。但贺麟认为：“如果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这就是宗教。或者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据此，儒家就是中国的宗教，中国人也有宗教的需要，只是“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77]
中国有无宗教？这是一个近代以来反复讨论而无最后结论的问题之一。这里的关键是对“宗教”的解释。与现代中国“非宗教运动”无关的社会学家杨庆堃，以“超自然因素”作为定义宗教的重要因素，通过经验性的调研和理论分析，他认为中国有其宗教传统：“从儒家理性主义特征出发来思考，往往过分低估宗教在中国的主流作用。仅仅依靠儒家理性主义的思想难以令人满意地迎接来自巨大的、不可知世界的挑战，令人解释社会和自然中的各种非常态现象，处理包括死亡在内的生活危机的悲剧带来的失望和恐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之脱离凡俗世界的自私和功利，给人以更高的目标，使之与周围的人团结并和睦相处，或者调整道德秩序历久的正当性以面对纯道德难以解释的成功与失败。上述这些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和社会问题，使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必然，正如其他文化体系中发生的那样。”[78]之所以出现中国没有宗教的观点，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一个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系统结构。他以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来说明中西宗教之别，前者有最大特点是独立于世俗体系之外，后者虽也有其神学、祭祀与人事运作系统，但无论是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杨庆堃认为，制度性宗教在中国是弱势的，而弥散性宗教才是主导的。这一分析结论，与贺麟所谓中国宗教生活“甚低”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固然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但毕竟指出中国有宗教、中国宗教不同于基督教这一点。
[75]李石曾等：《非宗教大同盟宣言》（1911），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535~536页。
[76]蔡元培：《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1921年8月1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80页。
[77]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1947），《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7页。
[78][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1961），范丽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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