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作者：单世联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不但有效地配合了20世纪初的“非宗教运动”，也有力地提升了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且与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等文化行动直接相通。作为一项现代规划，“以美育代宗教”蕴含着价值分化、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三个原则，而其成立与否关系到对宗教在中西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宗教与道德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判断。蔡元培的现代立场、道德关切和民族情怀表达了自觉的现代诉求，也忽视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及其顽强生命力。在主流知识分子的集体参与下，此项规划塑造了现代文化对宗教的冷漠心态，其影响至深且远。
一个表现形式是以主义为信仰。现代中国人仍然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和宗教信仰，也仍然是“弥散性”的，但真正使多数国人信仰的，既非本土佛道两教，亦非外来宗教，而是各种来自西方的“主义”。20世纪的一切大规模的社会行动与政治实践，无不有哲学或理论的引领。以蔡元培的明智，他当然明白“哲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他当年的同志蒋智由的名句“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等，都在想像着一种理念先行、行动随后，大脑指挥身体、思想改变世界的革命逻辑，都提升了、强调了精神变物质的政治效果。在进入现代中国的种种“主义”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流派和文化主张，都取尊重的态度。[92]
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宗教信仰的哲学化。近代以来，传统宗教也在改革中复兴。不但基督教进入中国，而且也出现了孔教会运动、新佛教运动，各教调和之类等。其中最重要的正是蔡元培所说的把原来的宗教信仰哲学化、理智化。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就是佛学复兴。复兴的动力，并不只是因为杨文会因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佛、而复兴千年绝学法相唯识宗、而开启佛学新局，更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梁启超在深情礼赞大乘佛学时，所肯定和发扬的也是蔡元培所说的“信仰心”。[93]谭嗣同以众生平等附会人类平等，以心力挽劫运，把出世的佛学“应用”为入世的使命感，终于以一死而实践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乘精神。当革命家章太炎试图“以宗教发起信心”建立“革命道德”时，他动用的资源是大乘佛教“平等”、“救世”、“无畏”的教义，是法相唯识宗“依自不依他”的“自力品质”，以及华严宗“头目脑髓皆可布施”的牺牲精神。[94]谭、章等人仍然坚持人的“信仰心”，但其内涵和指向，则是在现实人间之中而非“之外”实践佛学教义，把出世的佛学转化为入世的伦理。进而，佛学在近代不但被用作自立自强、勇敢无畏的革命伦理，也被转化为自觉自尊、积极作为的主体性哲学。哲学家熊十力曾回顾其革命生涯，“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自是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中印两方之学”。[95]熊十力重新阐释空宗唯识论，以佛学唯心论反对现代唯物论，以佛学的空宗破佛学的有宗，以“大扫荡”精神来改变哲学上“向外找东西的态度”，破除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执着，以本心为本体，以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儒学精神反对西方现代性的“物化”，表彰人道之尊，肯定主体价值。[96]到了纯粹的学者朱光潜的笔下，这种主体性直接成为一种人生哲学，并以其“人生的艺术化”观念把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具体化，[97]意在为传统宗教解体后的个体心灵重新找回生命意义之源和精神栖息之地，此论的思路既是以哲学代宗教，也是以艺术代宗教。
[92]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
[93]梁启超：《论佛教与政治之关系》（1902年12月），汤正钧编：《梁启超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41页。
[94]章太炎：《建立宗教论》（1906），《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8页。
[95]熊十力：《十力语要》(1947)，中华书局，1996年，第429页。
[96]关于近代“入世佛学”，详参陈少明、单世联、张永义：《被解释的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略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编。
[97]朱光潜：《谈美》（1932），《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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