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作者：单世联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不但有效地配合了20世纪初的“非宗教运动”，也有力地提升了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且与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等文化行动直接相通。作为一项现代规划，“以美育代宗教”蕴含着价值分化、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三个原则，而其成立与否关系到对宗教在中西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宗教与道德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判断。蔡元培的现代立场、道德关切和民族情怀表达了自觉的现代诉求，也忽视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及其顽强生命力。在主流知识分子的集体参与下，此项规划塑造了现代文化对宗教的冷漠心态，其影响至深且远。
第二，宗教是否没有“现代”？宗教固然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的宗教界内部也有其反传统的思潮，各大宗教的内部都有所谓“新派”，均主张反思宗教传统以适应新时代。以佛教而言，太虚、欧阳竟无、吕瀓等就是重新评估佛学传统的代表并有重要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中国宗教可以现代化，路德之后的西方基督教也完成了近代改革从而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支柱。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哲学家贺麟一直认为并著文阐释基督教不反科学、不反人道、不反物质，他从文化有机论出发，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中古文化的中心，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洋文化的缩影和反映。可以说近代西洋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反之，西洋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近代科学研究中亦莫不应有尽有。因为西洋近代的科学与近代的宗教，皆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表现此同一的西洋近代精神罢了”。[27]蔡元培所说的宗教的迷信、保守等，更主要是传统宗教的特性。现代性并不与宗教僵硬对立。以信仰自由而言，胡适就明确指出：“承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认基督徒在相当范围以内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容忍。”[28]以科学发展而言，陈独秀就认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就是耶稣的人格、情感，“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29]常乃德当时就指出，现在的基督徒，已不是三百年五百年前的基督徒，“我不相信，在现在基督教的国家内，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有多大的阻力”。[30]以人道主义而言，同为新文化人的周作人坚持认为，“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基督教精神。[31]胡适、常乃德、周作人都是新文化人，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论述表明，现代性与宗教并不截然对立。蔡元培之论只是一种规划，而且是一种不能得到充分论证的规划。
[27]贺麟：《文化的体与用》（1940年4月21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0页。
[28]胡适：《基督教与中国》（1922年3月），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27页。
[29]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1920年2月），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18页。
[30]常乃德：《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1922年4月），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94页。
[31]周作人：《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1922年3月），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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