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作者：单世联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不但有效地配合了20世纪初的“非宗教运动”，也有力地提升了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且与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等文化行动直接相通。作为一项现代规划，“以美育代宗教”蕴含着价值分化、信仰自由和人道主义三个原则，而其成立与否关系到对宗教在中西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宗教与道德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判断。蔡元培的现代立场、道德关切和民族情怀表达了自觉的现代诉求，也忽视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及其顽强生命力。在主流知识分子的集体参与下，此项规划塑造了现代文化对宗教的冷漠心态，其影响至深且远。
从理论上说，蔡元培对宗教与道德的本体意义理解不够。也许就是针对王国维而来，蔡元培认为：“世固有厌世派之宗教若哲学，以提撕实体世界观念之故，而排斥现象世界。因以现象世界之文明为罪恶之源而一切排斥之者。吾以为不然。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61]王国维确实排斥痛苦的现象世界；对现代人来说，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确也只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蔡元培指出这两点是正确的，但他只讲社会性道德，或只讲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对“实体世界”基本没有论述。蔡元培之后的哲学家贺麟，就认为文化之“体”为精神，“精神”蕴含的价值理念有真善美的不同，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就有着不同的类别。文化类别的不同，使其表现的精神价值有所不同，于是产生相对性的文化体用观，如贺麟就认为：“宗教与道德皆同为善的价值之表现。但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在此意义下，我们不能不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62]贺麟此论，尽管是为其“儒家宗教化”张目，但就“体用关系”而言，理论上更为周密，相比之下，蔡元培对哲学上“体”的概念、对文化内部的“体用”关系的论述显然过于简陋。
[61]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2～13页。
[62]贺麟：《文化的体与用》（1938），《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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